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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达1亿 不懂农事向往扎根城市(2)

2020年05月30日 20:11

  “我的理想是流动人群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”

  来自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自己都没想到,为了帮同事讨回30元招工介绍费,她的打工生涯从此发生了改变。

  2005年,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,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,一个月挣240块钱。干了一年后,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,便“不管苦和累,都要去看看”。

  于是,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。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,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,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。幸运的是,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,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,如果加上计件的“薪粮”,能拿到1500元。

  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。当时,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,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,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。苏梅听说后,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,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。

  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,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。她发现,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。就这样,“农民工”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“义工”。每天晚上八、九点从工厂下班后,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、工作到10点半,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。

  后来,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,学习社区工作方法,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,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。现在,她是公益组织“同心希望家园”的成员,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“爱心超市”,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。

  “如果以钱为重点,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,今天赚1000,明天想赚1200。”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,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,会影响很多人。

  “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”,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,多少让人有些讶异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,比如做同样的工作,本地人补贴多,过年还发红包,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。

  1月27号,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,看到一个“农民工临时售票处”,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。

  “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?这是很大的歧视。”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、没文化,思想道德败坏。“同样是打工的,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,我们是农民工?”

  与苏梅相比,“同心希望家园”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,不过“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”。1982年,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,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,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“北京人”。马大姐说,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,有了更多的希望。

 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

  观点

 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

  “新生代农民工”不熟悉农村和农业,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,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,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,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,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动城市化。

  经济参考报:“新生代农民工”新在哪些方面?

  王习明(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):

  首先,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,最后又回到农村。而我们调查过的多数80后农民工,都想在城市留下来。有的地区还有一种新现象,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,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。

  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,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,做不了农活,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,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。像金融危机发生后,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,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。

  此外,80后的农民工都能够上网,即使没有读过高中,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。以前的农民工出去打工,主要是靠乡邻关系介绍工作,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在网上找工作。

  经济参考报: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“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”,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?

  宋洪远(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):

  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,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,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。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,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

  要注意的是,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,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。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,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,并提出三项政策,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,并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;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;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。

 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,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进城镇化。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,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更值得关注。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过程,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,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,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,而客观因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。

  经济参考报:对于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群体,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?

  崔传义(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):

  首先,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取向还是要涌入城市,要围绕这一点来破除体制障碍,制定政策措施。“涌入城市、公平对待、权益保障”,这实际上是制度改革的过程,就是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,通过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他们的住房,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和居住。

  第二,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人,除了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,还要考虑他们多方面的发展要求,比如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,开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,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,可以让他们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管理,这对他们涌入城市、提高素质和吸收城市文明很有必要。

  第三,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,建立可以让他们在企业内得到成长的机制。现在,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要不断地增加收入、提高技能和提升职务,往往要通过从这个企业到另外一个企业的流动来实现,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。如果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帮助他们在内部不断学习、成长和改善自己收益的机制,他们就不至于一定要通过频繁的流动来获得成长的机会。社会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,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,包括法律等方面的支持。(记者 白田田 北京报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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